《讓子彈飛》的“映后談”持續(xù)近一個小時，場內(nèi)上百個座位座無虛席?；顒蝇F(xiàn)場，姜文臨時改變主辦方提問規(guī)則，由原先提前收集問題由另外兩位嘉賓代為提問改成現(xiàn)場提問，他笑稱這是“讀者日”，不需要有人“代表”提出問題。有觀眾舉手，他說：“不用征求我的意見，直接站起來說?！庇^眾席不時有多位觀眾同時起立喊話，主辦方甚至來不及遞上話筒。
在整場互動中，姜文回應了許多相當直接的問題，比如如何看待“外界評價他的影片質量參差不齊”、平時是否會看自己片子的影評，以及對如今電影界內(nèi)部的生態(tài)怎么看等。坐在嘉賓席的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也犀利提問，直言“想聽謎面之下的謎底”?；顒蝇F(xiàn)場掌聲與笑聲不斷。
相較于對姜文前序作品的深層意義的好奇，現(xiàn)場來自更為年輕一代的觀眾拋出了更多問題，他們迫切想聽姜文談談那些“看向當下”“看向以后”的東西。有觀眾摘出他在前不久北影節(jié)活動現(xiàn)場的發(fā)言，追問在“烏卡時代”究竟如何培養(yǎng)他說過的那種“自己的態(tài)度”。姜文笑稱聽不懂什么“烏卡時代”，他回憶說年輕時也曾感慨自己所處的境遇特殊，但后來逐漸發(fā)現(xiàn)“其實沒區(qū)別”。如今的他覺得還是要“多做事”，新片就是在講“兩個沒有雜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
活動現(xiàn)場。（主辦方供圖）
銀幕上那輛火車在煙霧中遠去，這是影片《讓子彈飛》落下的不知道第多少次大幕。
劇場的燈光沒有隨之亮起，黑暗之中，三把高腳凳被移到了舞臺中央。全場很安靜，觀眾都在屏息等待那個離開大眾視線太久的人重新出現(xiàn)。他邁向舞臺，手里端著一杯咖啡，三步并作兩步。幾束聚光燈聚合在他站定的那個位置，話筒還未舉起，耳邊已經(jīng)是雷鳴般的掌聲。剛剛銀幕上那個看向火車的張麻子，再度穿過銀幕又站在了臺前，短短幾秒的背后已經(jīng)過了15年。
全場燈光仍舊沒有亮起。他獨自站在有些晃眼的幾束燈光中又過了幾秒，詢問下一步流程，說“現(xiàn)在什么也看不見”。當燈光再度亮起時，他邀請另外兩位臨時赴約的嘉賓上臺——紀錄片導演周軼君和阿那亞創(chuàng)始人、被網(wǎng)友戲稱“村長”的馬寅。三個人沒有一人落座，互相調侃了一陣彼此的“名字”寓意后，姜文先坐下了，左腿抬起搭在右腿上，順手把咖啡杯放在了左腿膝蓋處。后來的一個小時里，這個咖啡杯始終立在那里，成了當場最“搶鏡”的一幕，不少網(wǎng)友在社交媒體上戲稱：“姜文，似乎還是那個姜文?！?/p>
姜文在活動現(xiàn)場。（主辦方供圖）
活動正式開始前，姜文就打破了主辦方預先設置的規(guī)則，婉拒了兩位嘉賓代為轉達已經(jīng)收集好的讀者提問，提議兩位還是說“自己”想說的，也讓到場的觀眾提他們想提的問題。“這個活動不是叫‘讀者日’嗎，有人‘代言’算怎么回事。”當有觀眾舉手時，他說：“不用征求我的意見，直接站起來說。”后來的觀眾席上不時有多位觀眾同時起立喊話，主辦方甚至來不及遞上話筒。
在1994年上映《陽光燦爛的日子》后，姜文保持著相對穩(wěn)定的產(chǎn)出速度。但從第一部作品，到2018年上映的《邪不壓正》，這些影片在觀眾層面收獲的反饋并不總是相近。當被問及對此如何看待時，姜文笑稱他是容易“交淺言深”的人。他解釋說當說話人覺得自己在和對方“交心”時，聽到話的一方“不一定覺得舒服”，或者說“人家沒做好這個準備”。
姜文坦言，自己曾經(jīng)也很關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影評，甚至還匿名和對方激辯。但一段時間后，他已經(jīng)不太看評論了，開始接受“當一件作品一旦離開創(chuàng)作者的手，就不再屬于你了”。他提到了魯迅和圍繞魯迅作品的研究，笑稱魯迅當年寫出那些作品的年齡比很多人都年輕，卻被今天的人有時稱為“老爺子”，“雙方如果要商量，很多時候真聊不下去”。嘉賓席上坐著的魯迅作品研究者、學者許子東笑而不語。
從這個角度來看，姜文直接回應說：“我怎么可能讓別人聊到我心里去。 ”但他同樣覺得，只要別人愿意聊就很好。他表示其中的誤解占大部分，“我肯定沒想那么多，或者我想的不是那件事”。
活動現(xiàn)場，坐在嘉賓席的另一位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接過話筒，詢問姜文影片中是否確實有更深層的意味，并追問電影結尾處留下的那個問題“火車要開往上海還是浦東”怎么理解。姜文以魚塘作比，稱任何從這個水池中出來的作品都不可能擺脫水池的影響。至于后者，他直言在作為北方人的他看來沒有區(qū)別，“用長焦鏡頭拍攝時，浦東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東”。他笑稱，火車總是需要一個目的地，而很多地方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就需要換個名字提高知名度，“比如阿那亞”。
談及如今電影界內(nèi)部的生態(tài)，姜文認為成為好的導演需要從編劇開始，或者有些好的演員也能成為好導演，后者直接將劇本變成了行為，這是其中的便利。當被問及如今年輕一代的演員有時會感慨如今業(yè)內(nèi)的氛圍似乎不如從前，代際之間缺乏圍繞業(yè)務本身的更深入的對話，他對此怎么看時，他覺得電影界互相稱呼“老師”更像是一種挖苦，而跨越代際的交流很多時候其實“聊不到一起”。
現(xiàn)場有讀者摘出姜文在前不久北京電影節(jié)活動現(xiàn)場的發(fā)言，當時姜文曾表示電影結束本身只是一個工具，或者一個話筒，“但是你要說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態(tài)度，自己要說的話，那你會很受罪”。當被追問在如今這樣一個“烏卡時代”（VUCA，指的是我們正處于一個具有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世界里），該如何確立這種“態(tài)度”時，姜文笑稱聽不懂什么“烏卡時代”，他回憶說年輕時也曾感慨自己所處的境遇特殊，但后來逐漸發(fā)現(xiàn)“其實沒那么大區(qū)別”，否則“就讀不懂別人的書了”。
如今的他覺得還是要“多做事”，而即將上映的新片就是在講“兩個沒有雜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
撰文/申璐
編輯/李永博
校對/李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