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25日，《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出版，是時王汎森先生28周歲。該書雖然是作者少作，卻堪稱古史辨研究領域的力作，因為這是第一部探討古史辨與今文經(jīng)學關系的專著，出版已經(jīng)近40年而影響力不減。
2020年9月10日，作者在紀念顧頡剛先生逝世40周年座談會上談到自己的興趣在該書出版后發(fā)生了轉變，因此無緣繼續(xù)該研究（《“顧頡剛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發(fā)言記錄》）?？梢哉f時至今日，作者仍持書中觀點。今年該書簡體中文版問世，書中討論的舊問題會在當下引發(fā)怎樣的回響？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年12月15日專題《重訪古史辨：理解歷史中的思想》中的B02-03版。
B01「主題」重訪古史辨：歷史歷史中的思想
B02-B03「主題」從康有為到顧頡剛 古史辨運動與現(xiàn)代中國思想轉型
B04-B05「主題」是什么點燃了古史辨之火？
B06-B07「文學」《本雅明書信集》：友誼的形式，寫信的藝術
B08「兒童」和田誠：如果用一個詞形容他，便是“天然”
撰文丨范靜靜
該書的價值在哪里？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認為層累說中最重要的特質——造偽說主要來自于晚清今文經(jīng)學，即晚清今文經(jīng)學是促成古史辨最關鍵的因素。所謂陰謀理論，便是指造偽說。盡管作者關注的問題遠遠不止于此，但這卻是其核心觀點。若想給它一個恰切的定位，必須將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進行理解。
首先要指出的是，上述核心觀點并非新見。這樣說不等于否定該書的價值，只是提醒人們注意這一點。早在古史辨時期，便有學者提出類似的看法，如周予同、曹養(yǎng)吾、梁園東等，其中尤以錢穆與馬乘風的態(tài)度最具代表性，他們都明確談到顧頡剛所持造偽說深受晚清今文經(jīng)學，尤其是康有為的影響（錢穆《評顧頡剛〈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馬乘風《中國經(jīng)濟史》）。其后，李季也旗幟鮮明地指出層累說“承康有為的系統(tǒng)而來”，而顧頡剛正預謀借此腰斬古史（《古史辨的解毒劑》）。1949年后，齊思和、童書業(yè)、李錦全、吳澤以及袁英光等都陸續(xù)表達了這一意見，其中屬楊向奎的說法最激烈：顧頡剛“承襲了康有為的衣缽”，采用了晚清今文學家的方法，“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學家”（《“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進入“80年代”，持如此主張者依然大有人在，如楊寬、尹達、劉起釪與許冠三等，雖然他們的態(tài)度有所緩和，但仍然對古史辨與造偽說的聯(lián)結耿耿于懷。不獨國內學界這樣認為，海外學者如周策縱、施耐德、吳素樂、余英時以及鄭良樹等同樣表現(xiàn)出這一傾向，其中增淵龍夫甚至直言顧頡剛“和康有為等人所運用的今文學手法是相同的”，所持造偽說已經(jīng)超出了文獻批判方法的合理限度（《現(xiàn)代中國史學界研究古史問題的傾向（五）》）。如果拋開研究者不談，單從作為最主要當事人的顧頡剛這一方面來說，完全可以看到他從一開始便不諱言自己受到了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啟發(fā)。這是不需要刻意回避的事實，也無疑成為他人論說古史辨與晚清今文經(jīng)學關系的鐵證。
《顧頡剛學記》，作者：顧潮編，版本：三聯(lián)書店，2002年5月。本書收錄了圍繞顧頡剛學術研究一系列評論，包括胡適的《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余英時的《顧頡剛、洪業(yè)與中國現(xiàn)代史學》以及楊寬、許許冠三、錢婉約、胡繩等人圍繞“古史辨”的論文。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梳理這一脈絡，是想說明盡管以上四個階段各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諸位學者的思想傾向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卻達成了一個共識：顧頡剛受到了晚清今文學家所持造偽說的影響，換言之，晚清今文經(jīng)學是古史辨興起的動因。在該前提下，他們的分歧在于對顧頡剛所受造偽說影響的程度理解不同，也就是對晚清今文經(jīng)學在何種層面上促成了古史辨持不同看法。只有將該書的核心觀點放在這一脈絡中去觀察才更有意義。很顯然，作者偏向于錢穆、馬乘風、李季與楊向奎等一路，對古史辨中的晚清今文經(jīng)學因子作出了相當嚴厲且相對徹底的批評。
明確了這一點，再來看該書有別于既有研究的地方，而這正是其影響力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一言以蔽之，該書的核心觀點雖非新見，但對此所作的解釋可謂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正如副標題所示，作者試圖給晚清今文經(jīng)學如何引發(fā)了古史辨這一問題提供一種思想史的解釋。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不少研究者點明了古史辨在反傳統(tǒng)反封建方面的思想史意義，但鮮見有從思想史角度對古史辨的興起展開分析者。從這一層面上說，該書打破了原有的路徑依賴，打開了古史辨研究的新局面。
這里有必要對“一種”一詞略作強調。若筆者沒有記錯的話，王晴佳曾指出中外治學傳統(tǒng)的一大不同是，對于一個問題，國內傾向于給它下定論而國外則側重于給出一種可能的解釋。筆者無意討論造成此種差異的深層原因，只是想說國內的這種傾向在上述既有研究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然而該書卻少有這樣的執(zhí)念，作者自陳研究尚未完成，這本書僅想在古史辨的思想史背景“這一個點上略獻綿薄”。結論部分有言，“我個人傾向于相信大的學術革命本身只是一個‘機’，它只是開啟各種可能性，而不是一次解決了所有問題”。略微改寫一下這句話，將其作為對該書的評價亦未嘗不可——作者并不指望一次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希望開啟一種理解古史辨與今文經(jīng)學關系的新可能性。這種努力值得被特別提出來。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作者：王汎森，版本：允晨文化，2023年9月。
整體而言，作者頗為自洽地回答了自己在序言部分提出的疑問，其中需要留意的是作者的史學認識及其解決問題的方式。與?？聫娬{斷裂性不同，作者始終鐘情于連續(xù)性，認為“思想史中的某些論題確具有因內在長期對話所構成之延續(xù)性”。于是作者參考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論，將“今古文之爭、清末民初的環(huán)境、顧頡剛個人”分別作為解釋古史辨興起的長程、中程、短程因素，進而觀照一個更宏大也更根本的主題：為什么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變化仍然與那些古老的問題纏繞在一起。
類似這樣的主題開啟了作者研治思想史的旅程，也貫穿了其大半個學術生涯。在解釋以上問題時，為了呈現(xiàn)不同時段，尤其是轉型時期思想變化及其深層結構的復雜性，作者反復拋出一個關鍵詞——吊詭，用來表現(xiàn)其間心理事實與歷史事實，或者說意圖、手段與結果之間的背離、悖反現(xiàn)象。潛藏在這一觀點背后的是作者關于歷史發(fā)展更具根本性的認識，即歷史演進沒有絕對的規(guī)律可循，觸發(fā)一件事情的機緣可能遠超意料之外，更可能是非邏輯的，正與“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相仿佛，與之相應，一件事情所開啟的可能性同樣無法預測，并不以當事人和參與者的意志為轉移，職是之故，歷史學家的任務除了按照線索勾勒出自己所認為的歷史圖景之外，更應當呈現(xiàn)其中的種種可能，并對這些可能為什么沒有成為現(xiàn)實作出解釋，以便增進關于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理解。作為思想史研究取徑的題中之一義，上述較成系統(tǒng)的觀念在作者分析從今文經(jīng)學到古史辨的思想線索的過程中得到了鮮明體現(xiàn)。
在學術研究逐步回歸正軌的“80年代”，該書的誕生如同一陣新風吹來。此后，雖然有如彭明輝等不少學者同樣從思想史角度談到了古史辨與今文經(jīng)學的關系問題，但所論鮮有超出該書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一說起該問題便總要回到王汎森這里的主要原因。
“造偽說”是陰謀理論嗎？
正如上文所言，該書代表了作者對古史辨興起問題的一種解釋，其價值顯而易見，但這并不意味著書中的觀點不可以被商榷。既然關于造偽說的認識是該書的重中之重，而且既有研究也為此爭論不休，那么便由此說開去。
上一部分開篇即擺明了該書對造偽說的看法：主要來自于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造偽說是層累說最突出的特質，所以也是促成古史辨最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作者對造偽說沒有多少好感，甚至直斥其為陰謀理論，由此折射出作者迥異于晚清今文學家與顧頡剛的態(tài)度。他認為古史是自然積累的結果，而不是出于劉歆的偽造，正因如此，晚清今文經(jīng)學在這一點上既沒有學理依據(jù)，也缺乏學術價值，至于承襲該說的古史辨同樣是這樣。
為了說明這一點，作者對層累說的四大來源，尤其是作為最關鍵來源的晚清今文學家的歷史解釋，以及古史辨涉及的五大議題進行了全景式掃描，基本達成了自己的目標。更深進一層去看，不難感受到作者與錢穆、余英時等一樣，對所謂傳統(tǒng)懷有的那一抹溫情與敬意。說到底，正是這種觀點上的根本分歧左右著作者對晚清今文經(jīng)學與古史辨的評價。不得不說一句略煞風景的話，想要調和這種根本分歧的努力基本是徒勞的?？紤]到這一點，筆者無意糾纏于該書所討論的諸如經(jīng)學家派之爭、某古史人物之有無、某書成書時代等具體問題，而是更愿意立足整體，通過比較問題本身的邏輯與作者對此的認識，嘗試給出一種重新理解古史辨何以興起的可能路徑。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增訂版)》，作者：王汎森，版本：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3月。本書中《什么可以成為歷史證據(jù)—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沖突》一篇對現(xiàn)代史學證據(jù)法生成的分析，可以說是古史辨運動在學術史上是否能夠成立的核心之重。
如何理解晚清今文學家所持造偽說之于層累說的影響？這是首先要回應的問題。筆者曾初步研究過這一點（《今文經(jīng)學是否促成了層累說？——層累說提出一百周年之際的思考》）。與作者一樣，筆者也認為雖然造偽說早已有之，但將其運用到極致的卻是晚清今文學家，所以造偽說主要來自于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說法是能夠成立的。
與作者不同的是，筆者認為應當分階段、分層次地看待晚清今文學家所持造偽說對層累說以及古史辨的影響，即造偽說對層累說產(chǎn)生顯著影響是在層累說提出之后而非之前，尤其在顧頡剛發(fā)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時期達到頂峰，所以總體上看，造偽說的確是層累說以及古史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能否稱得上是最關鍵的因素倒可以打上一個問號，在其背后實則牽扯到一個更關乎本質的問題，這一點將在第三部分提到，暫且按下不表。
該書對造偽說的批評可謂激烈，但還是要再反問一句，造偽說是陰謀理論嗎？又該如何理解古史的真?zhèn)螁栴}？即便作者堅持自然演進說，卻并沒有給出過硬的證據(jù)或解釋。究其根本，這些問題很難被證實或證偽，若籠統(tǒng)去談則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如果沿著作者與既有研究的路子繼續(xù)走下去，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想必也只能是原地打轉。
回到該書，作者的一個重要認識是：造偽說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學家進行變法改制的產(chǎn)物，而非進行嚴肅史學研究的結果，所以在學術上站不住腳。事實果真如此嗎？作者沒有直面的問題是，康有為、崔適等通過比較《史記》《漢書》的異同發(fā)現(xiàn)了不少難以解釋的地方，而造偽說正是他們給出的一種解釋，這與其發(fā)現(xiàn)是兩回事（王學典《“顧頡剛研究”應更多地納入到學術史范疇中去——寫于顧頡剛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如果承認其發(fā)現(xiàn)可以構成問題，那么恐怕無法輕易否認劉歆造偽的可能性，更無法斷然否定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學術根據(jù)與學術價值。但如此一來，討論又將陷入僵局，因為這樣的思路不免與作者的思路共享著同樣的結構，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各執(zhí)己見。
自1970年代以來，出土簡帛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人們關于古書成書與流傳的看法隨之發(fā)生了明顯改變，突出表現(xiàn)在走出了簡單的二元真?zhèn)斡^。在這一背景下，傳統(tǒng)的辨?zhèn)斡^念越發(fā)不合時宜，逐漸退出了學術市場，古史辨時期的不少論斷也被陸續(xù)推翻。該書對造偽說的批評及其對古史辨的看法恰好契合了此種趨勢，這也是該書至今仍然廣受歡迎的一個原因。
清華戰(zhàn)國楚簡，經(jīng)AMS碳14年代測定為公元前305±30年，相當于戰(zhàn)國中晚期之際。目前已經(jīng)釋讀的清華簡文中，再現(xiàn)《尚書》中《尹至》《尹誥》《程寤》《保訓》《皇門》《祭公》《金縢》《說命》《厚父》《封許之命》《命訓》等諸多佚篇，證明東晉傳所謂古文《尚書》系偽造?，F(xiàn)代考古學與簡帛學的發(fā)展，相信可以給爭論千年的今古文之爭劃上一個句號了。
由此帶來的嚴重后果是，古史辨只剩下了思想史意義而沒有了學術史價值。盡管近十余年來已經(jīng)有學者如王學典、李揚眉、吳銳等陸續(xù)指出了這一點，并進行了相關研究，但收效甚微。得益于出土簡帛研究的加持，有關造偽說的認識經(jīng)歷了一次范式更新，而“范式爭論總是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哪些問題更值得解決”（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很顯然，作為前范式的造偽說正在淡出人們的視線，被歸入不值得解決的那一類問題中去了。這說明人們的認識有所深入，但傳遞給筆者的一點感受卻是造偽說問題尚未得到透徹的解釋就被擱置甚至被取消掉了，它所提示的反常問題也沒有被徹底清理。結合對古史辨的評價來看，至少有兩個不能回避的問題。首先是關于“偽”“造偽”以及“劉歆造偽說”這幾個概念或命題的界定。
在理清其形成過程時，要格外警惕倒放電影的研究傾向，不應把唐宋以來的真?zhèn)斡^強加在前人身上，所牽扯到的問題有應當如何界定劉歆校書過程中改動經(jīng)典的行為等。這一點與第二個問題——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息息相關，即在作為一種個人行為或學術行為之外，造偽是否還體現(xiàn)著王朝意志以及如何回應王朝訴求。即便在今天，某些出土簡帛是否真的來源于先秦秦漢時期，抑或是后人在某種政治意圖或經(jīng)濟利益驅動下制造出來的，不仍然在學界存在爭議嗎？
浙江大學戰(zhàn)國楚簡中《春秋左氏傳》殘篇，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于2009年入藏的第一批藏品為“戰(zhàn)國楚簡”在公開后，就被質疑是偽造品，引發(fā)了一場真?zhèn)沃q。
暫且不論其他例證，僅就此而言，恐怕對造偽說的解讀便不是簡單的范式轉換四個字所能概括的，更不存在不可通約性或不可公度性。對這兩大問題作出回答，既是對古史辨研究中思想史取徑的回應，也是回到學術史檢視古史辨時值得思考的地方。
繼晚清今文經(jīng)學之后，古史辨登上了疑辨?zhèn)鹘y(tǒng)的最高峰。他們將經(jīng)典文本內部及其之間的矛盾擺到了臺面上，試圖尋找并恢復其最初樣貌，以期推動現(xiàn)代史學的建立。盡管在借助造偽說以證其說的過程中不乏粗疏錯誤之論，但既然問題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且至今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那么不妨回過頭去，以一種新視角重新對造偽說及其相關問題作一番審視。
斷裂還是延續(xù)？
在認識論與方法論層面，該書亮出了自己的態(tài)度，頗具啟發(fā)性。就這一層面來說，任何研究者盡可以展現(xiàn)自己的風格，即便發(fā)些大開腦洞的“奇談怪論”也不為過，說不定還會廣受歡迎，甚至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中尤以顛覆既有認知為佳。所以筆者拋出標題中的疑問絕非想要否定作者的看法，而是想在肯定其合理性與適用性的前提下，從另外的角度談一點不同的想法。
作者運用韋伯曾經(jīng)使用過的假說分析模型與胡塞爾現(xiàn)象學中的想象變換法，將“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視作古史辨興起的“特定因素”“必然因素”或者說“關鍵因素”。也就是說，缺少了這一條件，古史辨能否興起將是一個未知數(shù)。促成某一事件的因素本就錯綜復雜，按胡適的話說，其中的思想線索又是那樣捉摸不定，那么作者能夠圍繞從中抽繹出來的一條線索把古史辨興起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所作出的努力總是無可非議的。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作者的思路：當作者認定晚清今文經(jīng)學是促成古史辨的關鍵因素時，便會循著溯源之路，挖掘二者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強調其中延續(xù)性的一面。把這句話的順序顛倒過來進行理解也是同樣的結果。正因如此，那些被稱作吊詭的現(xiàn)象才會顯得格外扎眼。在這背后，能夠看到作者雖然指出了引爆古史辨的外因所在，但還是更看重內在理路，致力于說明古史辨是如何從經(jīng)學傳統(tǒng)內部生發(fā)出來的。
相比之下，如果非要找出一個關鍵因素的話，筆者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認為現(xiàn)代史學意識與現(xiàn)代科學觀念的傳入才是促成古史辨更根本的因素。正如作者從未否認外因的作用一樣，筆者亦絕不低估內因的力量，觀者不必給我們亂扣帽子。對這一外因論的討論有很多，作者的一個觀點也已經(jīng)充分表明外在環(huán)境對思想傳播的重要影響，即“許多與顧氏在疑古運動中相仿佛的觀點都曾一一出現(xiàn)過了，但在當時都沒有得到廣泛的回應”，“那些時代思想氣候的限制當是很具關鍵性的因素”。若站在全球史的高度來看，古史辨又堪稱“全球性思想運動的‘中國之果’”，是“近代科學思想與中國歷史所發(fā)生的化學反應”，更是“18—19世紀將現(xiàn)代性注入歷史進程思潮在中國蔓延的結果”（郭震旦《古史辨：現(xiàn)代中國史學的記憶之場》）。離開了這一點，是無法真正理解古史辨的，更無法對古史辨作出理性的評價。
當把現(xiàn)代性問題定為促成古史辨的關鍵因素時，與此相應，會更注重晚清今文經(jīng)學與古史辨之間的斷裂性以及古史辨興起的偶然性，而那些所謂吊詭也便只道是尋常了。這種斷裂性突出兩種事物之間的本質差異，強調傳統(tǒng)的中斷（孫江《后現(xiàn)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王學典、陳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要求區(qū)分解釋、結構分析以及因果關系的合理層次（?？隆吨R考古學》）。但需要特別注意，康有為等已經(jīng)受到現(xiàn)代科學觀念的沖擊，他們對上古史不可信的反思正是這股思潮與經(jīng)學傳統(tǒng)碰撞后所呈現(xiàn)出的初期樣態(tài)。顧頡剛等接過這根接力棒，開啟了加速度，助力了經(jīng)學與傳統(tǒng)史學向現(xiàn)代史學的蛻變。由此可見，斷裂性與延續(xù)性在用于解釋晚清今文經(jīng)學與古史辨的關系時并非截然對立，只是偏重的面向不同罷了，而這倒也正可以印證作者所說思想研究中的復雜性。更進一步說，該問題與諸如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指向具有一致性，背后都關涉到如何看待停滯論以及沖擊回應論等事關社會性質與社會轉型的深層問題。盡管這些問題看上去早已過時，但就當下的情形來說，還是大有討論空間的。
若走出關鍵因素論與內外因分析法，還能否解釋古史辨的興起，這是筆者更感興趣的問題?；蛟S“只有改變游戲規(guī)則，才能提供另一種選項”（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但目前尚看不到清晰的方向，有待理論上的突破。與此連在一起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如何界定“影響”的限度。既有研究明顯帶有泛影響論、泛聯(lián)系論、泛源流論的色彩，該書也在所難免。這種傾向帶有先驗論與決定論的意味，偏重后設敘事，經(jīng)常以表面膚淺的相似坐實前后兩件事情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容易導向排他性，從而取消了探求歷史發(fā)展的可能性。就此來說，?？滤詤^(qū)分合理層次這一點倒是糾正該傾向的一條可行思路。此外，作者曾在日后談到模仿者與創(chuàng)新者的區(qū)別（《執(zhí)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那么不妨由此出發(fā)，從顧頡剛作為接受者、創(chuàng)新者而非被影響者、模仿者的角度考慮晚清今文經(jīng)學與古史辨的關系。
《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作者：王汎森，版本：三聯(lián)書店，2024年5月。
作者“特別強調：談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清季今文家與古史辨之關系，不是說前者導致了后者的興起，也不是說‘古史辨的興起完全是康有為的某種影響所造成的’，而是要確定，前者在古史辨運動‘質的形成’與‘量’的擴張之過程中是否扮演一個角色，如果是，其程度如何？以及古史辨運動中哪些具體的事實可以歸諸前者的影響”。筆者非常認同該觀點，但結合作者的實踐來看，也深知想要達成這一目標確非易事。
古史辨之火熄滅了，它的生命曾如霹靂一樣震撼人心，但也如霹靂一樣短暫。作者在40年前高呼——“是將嬰兒從地上撿回來的時候了！”不知這嬰兒如今已是哪般模樣？
作者/范靜靜
編輯/劉亞光 李陽
校對/薛京寧
